近來因奧斯卡之故，不少爭議皆因此再次引起關注。例如，「自由大道」（Milk）帶來同志平等權的討論；「為愛朗讀」（The Reader）促使一些評論家在報紙上投書討論Hannah Arendt對於納粹官員Adolf Eichmann審判事件的觀察――「邪惡的平庸」（banality of evil）――。

 

令人遺憾的是，同志平等權似乎永遠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有「少數候選人」願意觸及。而邪惡罪行的爭議，如228屠殺事件，何嘗不是極權統治者的邪惡罪行！然而，隨著特定政客、政黨、新聞媒體的惡意引導，使得愈來愈多人民對於228屠殺事件抱持著一種「不關我事」甚至「忘了吧」的態度。正是因為這種消極逃避乃至積極掩藏的態度，使得少數族群、弱勢族群的基本人權，往往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關注與討論，因為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問題時，很容易也會抱著「不關我事」或「不知道、沒注意」而閃躲。

 

所謂惡意引導的手段，莫過於以「歷史無法改變」或「發現事實與探究原因是挑起對立」為由，要求受害人及其家屬「放下仇恨、泯恩仇」。假如這是我們的文化，這是一個正確應有的態度，那麼以色列人是不是不需要再在意任何新納粹主義的興起？中國是不是可以忘卻南京屠殺，與日本泯恩仇？但到目前為止，每當有穿著納粹衣裝的行為或與納粹有關的言行，以色列總是大家撻伐；每當日本首相計畫參拜靖國神社時，中國就氣得牙癢癢。難道以色列人、中國人是心胸狹隘的民族，而台灣人是心胸寬大的民族，所以面對曾經發生的邪惡罪行，可以忘得一乾二淨，甚至「以德報怨」將獨裁者蔣介石拿來紀念？

 

很多人一定無法認同上面這樣的觀點，同樣的，我也無法接受。因此，今天不管自己的意識形態為何，都應該站在同樣的制高點上來看待邪惡的罪行。即使228屠殺是已然發生的歷史，但我們應該要繼續追問的是，究竟當時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屠殺發生，蔣介石與屠殺的因果為何。透過追查屠殺結果的原因，我們才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，也才能知道如果有同樣的情勢可能即將形成，如何避免重蹈覆轍，防堵邪惡罪行再次發生。

 

如果有人一味認為228屠殺已經是過去式，受害人及其家屬應該放下仇恨，那麼這種人肯定不是邪惡的平庸，因為這種人一點也不平庸，相反的，這種人如果處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，必然深知事件的邪惡本質並且還很樂意成為邪惡的一份子助紂為虐。228屠殺事件下的受害人及其家屬，時至今日已經不是要報復蔣介石，因為加害的獨裁者蔣介石早已離開人世，大部分人民想要知道的只不過是透過尋找屠殺結果的原因，共同反省思考這樣的屠殺邪惡罪行是怎麼發生，現在與未來應當如何防範這樣的罪行再度發生。因此，有人提出「泯恩仇」的說法，在我看來就是在污辱228屠殺事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屬，將受害人及其家屬貼上「心胸狹窄」的標籤，企圖透過這樣的說法默默促使非受害人也同意這樣的說詞。

 

假如我們的社會真的因此喪失探尋結果原因的意願與決心，我們的文化就真正的生病了，因為我們將失去反省的能力，我們將成為真正「心胸狹隘、目光淺短」的人。未來當我們或我們的家人在某些事情上屬於少數或弱勢的一份子時，我們就不要再埋怨自己當初為何是如此的邪惡又平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