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5月11日下午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延押前總統陳水扁。據國內12日報載，北院裁定延押理由主要如下：1.逃亡之虞的羈押原因未改變，因陳水扁及其家人海內外坐擁鉅額資產，向來被公認與其親近之友人滯留海外被通緝，若陳水扁逃匿可能有人協助生活；2. 合併審判之他案證人尚未傳喚訊問（尤指法院職權訊問）；3. 陳水扁傳怖不實、偏激資訊，干預、攻擊司法，藉此牟取干擾繼續訴訟進行之外力；4. 本案（國務機要費案）偵審期間涉及杜撰機密外交、刪除機密帳戶，在押期間有民進黨內人士邀他重新入黨，影響力可見一斑，足認陳水扁犯嫌重大，有湮滅證據、串證之虞。
2. 法定羈押理由是甚麼？(1)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規定，犯本項各款之罪，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必要者。顯然，此種預防性羈押之理由於本案無適用餘地。 (2) 第101條第1項共三款：(a)逃亡或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；(b)有事實足認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；(c)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（羈押目的本在預防對司法利益或社會大眾之將來風險，但重罪本身已發生，該重罪如何再產生風險？故若不加上(a)或(b)其一項條件於個案中判斷，此項立法顯無正當性可言。又如司法實務人士曾指出，實務甚少單以此款作由羈押事由，未來立法應可予以刪除此款規定。再就此次延押裁定而言，重罪似乎也不是北院所採為羈押之事由，故後述即不再論述此款事由。）。
3. 羈押理由的證據在哪裡？(1) 論逃亡之虞，如果證據僅以有鉅額資產於國內外，並有親近友人滯留海外可供協助，此最多僅能證明被告＂可能有動機＂逃亡。然而，刑訴法所稱逃亡之虞僅需被告有逃亡的＂主觀動機＂，而不需要有＂客觀的逃亡準備或著手行為＂（例如被告或其親友或被告律師近期內曾打探偷渡事宜、與漁船東接洽）？(2) 合併審判之他案證人是否已傳喚訊問，亦即，調查證據程序的進展本不應成為羈押理由！蓋證人或共犯是否已經訊問，與證人或共犯是否會與被告串證之虞是屬兩個問題。(3) 攻擊司法會牟取干擾繼續進行訴訟之外力，這是司法造法創設法律所無的羈押新事由？(4) 杜撰機密外交、刪除機密帳戶，所涉及的應指＂證物＂而言。若說本案尚在偵查中，以此為羈押理由尚有正當性，僅需檢察官舉證證明湮滅或偽變造證據之風險至明確可信之程度（容有不同證明標準）即可。然而，本案已起訴乃至進行審判之際，如還有證物可以遭受被告毀滅、偽變造，實屬檢察官偵查不備之反證，又豈可反作拘束被告人身自由之依據？！從報端所載不見有任何一款羈押事由存有充分證據證明。縱以曾杜撰機密外交、刪除機密帳戶為據，但如前所述，既已進入審判程序，此等證物理應齊備（偵查中之搜索扣押乃至審判中皆可再行搜索扣押），如何毀證？如此一階段仍可毀證，足可反證檢察官乃至承審法院（在職權原則下）截至目前為止，皆未履行職責！
4. 美國有無審判中羈押？有，但有必要釐清的是，不論是偵查中或審判中，美國法主要是以釋放為原則，羈押為例外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法對於羈押事由的證明，採取＂明確可信＂（clear and convincing）的高度證明標準（18 USC § 3142 (f),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. Salerno, 481 U.S. 739, 750 (1987)）。至於審判中羈押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裁示，如審判前給予被告保釋，審判中得撤銷之，但僅限於被告之行為重大影響審判之進行或秩序（註：未出庭或危害個人或社會安全之虞，並且涉犯之罪為死刑、終生監禁、十年以上、數罪或假釋中犯罪等有危害生命身體之安全的犯罪類型），See 18 USC § 3142 (e), (f)）（Bitter v. United States, 389 U.S. 15, 16 (1967)
）。美國法學者也指出，審前以釋放被告為原則意味了審判中同樣以釋放被告為原則。（Charles H. Whitebread & Chirstopher Slobogin, Criminal Procedure, 540 (4th ed., Foundation Press (2003))）再者，羈押事由之證明必須達到明確可信之程度（clear and convincing，介於過半與無合理懷疑之間）。換言之，不是證明被告有可能逃亡或危害個人或社會安全，而是要證明至非常有可能的程度。今天是總統簽署兩項人權公約的日子，但我國的法治（如集會遊行法之修正草案、警察人員執法過當、衝辦案業績等）與司法實務看起來似乎與人權公約漸行漸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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