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1月，我國大法官針對監聽受羈押被告之「律見」是否合憲作出釋字第654號解釋。無獨有偶，英國上議院在3月Re McE（[2009] UKHL 15, 2 WLR782）案也是處理類似的問題。不過也可看出，不同的政策取向，將會導致不同的處置方法。釋字654之解讀，來日必然有不少文獻評斷，此處僅簡介Re McE案。
[1]背景事實：
本案為三案合併上訴。第一案上訴人McE因涉犯數罪遭羈押候審，期間與律師秘密諮商（以下簡稱「律見」（private consultation, or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））時，律師要求監所保證律見不受任何監察。惟監所拒絕保證，且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監察的存在。第二案上訴人因案遭警察逮捕，律師要求警方保證，其與當事人之間的律見均不受監察，警方如第一案之監所拒絕保證，同樣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監察的存在。第三案上訴人因案遭警逮捕，並於警局接受醫療檢查以確定上訴人是否適合接受警方約談，但心理醫師要求警方保證，其與上訴人之醫療諮詢不受秘密監察，遭警方拒絕。此三案經上訴至北愛王座法院分院，該院認為監察違法，因為該監察係屬「非侵入式監察」（directed surveillance），僅由警司（superintendent）即可核准執行，欠缺客觀獨立性的第三人審查監察行為的必要性，無法以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2項規定逕行認定該監察之正當性（[2007] NIQB 101, paras. 79-80 per Kerr LCJ）。
[2] 爭議：
調查權限法（RIPA,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00）的監察行為，究竟是否適用於律見？
[3] 理由：
1. 律見是否「絕對不得」為任何監察？
上議院認為，律見向來存有一規則，且該規則具有絕對性，即律見內容不得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，唯一的例外是，被告透過律見使律師協助犯罪（at 807-808）。事實上，由內政大臣根據RIPA第71條授權發布的監察實務守則（Code of Practice）第3.5條明白提及，監察所得之資訊幾乎無法作為刑事程序之證據。
既然監察目的不在於取得被監察人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，則監察即與公平審判無關，這也是英國相當獨特的立法模式，原因無他，英國政府在乎的是能否防止刻正或即將發生之犯罪，至於認定事實之證據，自可透過其他證據予以證明。
2. 監察違法？監察結果違法？
歐洲人權法院於S v Switzerland (1991) 14 EHHR 670及Brennan v United Kingdom (2001) 34 EHHR 507這兩案已清楚表達，監察律見如造成被告無法「秘密」對其律師有所指示或從其律師接受建議，即可能違反公約第6條公平審判之規定。換言之，監察本身並不違法，重點在於監察後果（effect of the supervision）是否阻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（at 808）。應注意的是，如前所述，歐洲人權法院之所以將公平審判與監察結果違法連結，是因為檢方將監察取得之資訊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，當然就會涉及公平審判的違反，但如果像英國採取的立法模式（放棄監察所得資訊作為證據），則與公平審判毫無關係。
3. 法定原則（principle of legality）
3.1 授權來源
RIPA第26(2)條定義非侵入式監察，並於第28條、RIPA Order明定由警司（superintendent，相當於警察局局長）准駁監察；至於侵入式監察（intrusive surveillance）則於RIPA第32(6)條先由特定資深警官初步審查，並依同法第36條由總監察官（chief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）以書面作最後之准駁決定。
3.2 RIPA的監察是否及於律見？
上訴人主張，RIPA及其相關法令為一針對偵查犯罪的概括性立法（概括的程度連隱密偵查、臥底偵查、電話監聽、網路資訊攔截都詳細規定於此），而律見特權則是早於RIPA即已存在的個別基本權利規定（如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, Terrorism Act 2000），除非國會於制定RIPA時明白表示該法亦適用於律見，否則依照法律解釋原則「特別優先於一般／個別優先於概括」（generalia specialibus non derogant, general things do not derogate from special things。這不是法律專有的概念，可說是邏輯、語言等各領域共通的常識），不得依RIPA對律見進行監察。
上議院不贊同該上訴論點，其認為國會制定RIPA之初無意排除或限定該法的適用範圍，所以RIPA與律見並沒有所謂的特別與一般或個別與概括的關係，也就不適用特別優先於一般的原則（at 815 ff.）。
其實上議院反論證的理由並不充分，因為上議院只說了一半的事實，即如大法官Carswell所指出，國會制定RIPA當時並沒有明文規定哪一種事況才能根據RIPA進行監察，但這不正說明了RIPA係屬概括規定。而被上議院忽略的另一半事實是，律見相對於RIPA廣泛的偵查而言，係屬具體的事項、特別的規定。因此，當國會對兩者的適用關係未明言其意時，「特別優先於一般／個別優先於概括」原則就有其適用之餘地。
3.3 必要性
當然，上議院並不是站不住腳，因為大法官Carswell也提出另一項「必要性」（necessity）作為監察律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（at 815）。其實R v Cox (1884) 14 QBD 153案即曾指出，被告若為詐欺犯罪之目的即不得主張律見特權。因此，基於防止犯罪或維護公共利益對律見所為之監察，並不違反被告依相關法令（如PACE 1984, TA 2000）所享有之秘密諮商特權，亦即RIPA的監察範圍及於秘密諮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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